摘錄自鄭浪平著 《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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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 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 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 槍，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日戰爭可以說是是一場典型 「跨越時代」的遭遇戰，其主要的關鍵， 不僅在於雙方武器裝備上的巨大差異，更在於總體國力，舉凡經濟、 社會與文化結構上的差別。當時的日本，已是一個工業化的軍事強國， 無論是社會組織與國民觀念，都已能適應現代化的總體作戰。但是當時的中國， 卻仍在落後與農業化生產的社會結構之下，因此難以發揮總體作戰的能力。 同時日本對外的作戰力量是團結一致的，中國則有著國、共對立以及各地山頭的分裂問題。
所以，在討論中日雙方的有形戰力對比，雖然可以作出數量化的分析，但是由 於其中結構的不同，很難單憑數量化的對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異。這就是為 什麼全球各國的軍事專家，對於中國抗日戰爭能力的評估，與事實的表現，會有 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過中國軍民所付出的血、淚、犧牲，才能發現 真正事實的層面。
20.1 中日雙方總體國力的比較
當時，日本已是二十世紀的軍事強國，有著健全的工業化生產基礎，陸海空軍 隊所使用的先進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設計與生產的，日軍又有先進以及完整 的軍事組織體系與半世紀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軍力，無論是裝備還是人員 ，都是現代化的作戰結構。而中國還是處在十九世紀的落後國家，主要的軍事觀念 還是來自一批前清遺老的領導人物，仍然以複雜的個人關係做為運作的基礎，率 領一支近乎文盲的軍隊，剛剛開始知道運用買來的一些二手軍火，國家既沒有工 業化的經濟結構來支持戰爭的後勤需要，就連徵兵制度以及全民動員的總體戰 ，還是完全在摸索的階段。
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入侵中國東北的領土起，中 日雙方就處在不斷的對立與危機之中，其中也經過幾次局部與激烈的戰火衝突， 但是中日雙方一直沒有正式的宣戰，中國在近五年又十個月的折衝與忍讓下， 被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一半的內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萬的中國人 成為亡國奴。日本在中國的境內，事實上取得全部帝國主義宗主國為所欲為 的特權，但是日本對於自己能否取得對抗蘇聯及與美國決戰的戰略優勢，仍然充滿 著不確定，因此對華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終於在盧溝橋事變的衝突 中失控，迫使中國選擇了最後關頭的全面抗日作戰。
中日雙方這場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總共進行了八年一個月又三天，兩軍雙 方總共進行過二十二次的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 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以及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戰 ，中國軍方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日軍傷亡了一百一十萬，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 五百萬人，接近六千億美元的財產以及無數的文物遭到日軍的摧毀與劫掠。
以戰爭規模而言，這場決戰的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與最為慘烈的戰爭，雖然最 後中國終於與盟國一起戰勝了日本，可是結局卻是最為奇怪的悲劇：日本 這個侵略者、戰敗國不但能夠全身而退，不負責一文錢的賠償責任，甚至能夠 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島。 [1]
為世界的正義、和平犧牲最大的中國，除了得到了一個戰勝國的頭銜外， 只有無數軍民的死傷，及社會與家族累積數世紀的基礎完全被侵略者的戰火消耗殆盡； 雖在名義上成為創立聯合國的四強，但是卻丟掉了外 蒙古二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加上將東北的交通動脈、 港口無償給蘇聯使用。 [2]
在中日兩國正式全面開戰時，日本全面現代化已經有半世紀以上的基礎， 日本帝國在當時是全球最強的陸軍與海軍國之一，它又擁有堪稱世界一流水準的工業 基礎，能夠大量生產及自己研發最為先進的陸海空軍武器。當然最為重要的是， 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總體戰爭體制，日本全國最為優秀的年輕人，都以參軍為榮 ，軍隊體制完整，軍官與士兵的訓練與素質都有很高的水準，因此日軍的戰 鬥力，單以陸軍野戰師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國陸軍（當然是與整編後 的中央軍）與日軍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實上，就連中央軍完成整編的二十個師的陸軍部隊中，大部分的德式 裝備也沒有運到，若是以中國地方諸侯軍隊的兵力與火力做為比較，華軍對日軍需 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達到戰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軍、戰車與毒氣 的聯合作戰，日軍更是佔到絕對的優勢。 [3]
而反觀中國，就算在開戰之時，全國還不能算是達到真正的統一，將近一半地 區，還是維持半獨立的狀態，現代化的工業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現，國內連主 要地區的道路交通，都沒有完成，除了陸軍使用的輕兵器與彈藥可以自行 生產（其實數量不足，質量也很差），陸軍重武器與海、空軍的主要作戰裝備， 還是全靠進口，不但經常是有錢買不到貨，而且最多也只能買到別國淘汰的二手 貨而已。
軍隊戰力低落的最為主要問題，還不在火力裝備的不足。當時的中國飽經 軍閥割據的戰亂，中國人民普遍看輕軍人地位，當兵是走投無路的暫時選擇，一 有另外的機會，還是離開部隊，軍官的素質也是一樣的低落，根本沒有現代化科 技的常識，不會運用現代化的作戰方式（當然有少數的例外，中央軍校即是一例 ，後來的知識青年從軍又是一例），而中國部隊之間的所有無線電通訊，從戰爭開 始到結束，日軍都能監聽與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戰爭中，華軍在戰場上失利的重 大原因。
但是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動口又動手」 的，不過自己卻少有參軍的，造成愛國青年與文人，打中國政府內行，打日本兵罕 見的局面。直到知識青年從軍（青年軍）的運動興起之後，中國的抗日精神， 才真正衝破了這個扭曲的結構。在軍事專家的眼中，中國的部隊有如拿著破 舊武器的「苦力」，是自衛隊與民團的型態，根本還不懂得現代化正規作戰的戰 術。中國軍隊最大的問題是，將、校缺乏戰略與戰術的兵學修養，軍隊缺乏強大 攻堅的火力，更沒有高效率的後勤系統支援。當然中國也沒有工業化的經濟基礎， 與現代化的社會動員結構，可以支持全面的戰爭。 這些就是國際戰略專家，根本不看好中國作戰的原因了。
20.2 雙方軍力的對比
就雙方軍力的比較而言，日本的陸軍常備兵力為十七個師團，三個航空司令部， 以及砲兵、騎兵、戰車、化學兵等特種部隊， 總兵力三十八萬，但是擁有四百萬服過兵役，可以直接動員參戰的後備部隊。 當時日軍的師團，兵力編組上，相當於我國的軍，最高指揮官是中將； 日本的旅團，相當我國的師，最高指揮官是少將編階； 日本的聯隊，相當我國的旅，最高指揮官是上校編階。日本「軍」的編組， 彈性極大，兵力比中國的集團軍還要大。
當時中國的陸軍部隊共有一百八十三個師，以及炮兵、騎兵等特種部隊，總兵力為 一百八十萬人，但是這些部隊的編組、裝備、訓練，可以說是比「八國聯軍」 還要複雜與混亂。真正經過整編的部隊，只有二十個師 （同時多數的進口武器還沒有到手），同時華軍根本沒有受過軍訓的後備部隊， 徵兵制度也才剛剛開始在部分地區試辦，因此當時中國的人口雖多， 但是能夠徵用的兵源卻相當的缺乏，素質更低（單是體檢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 因此部隊的實際人數，比編制上的規定要少許多，當時叫做「空名」。
在陸軍戰力中，日軍擁有訓練嚴格有素的軍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 加上戰車、靈活的通訊設備以及大殺傷力的化學武器，並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援 ，更為重要的是，日軍對於中國的情報搜集，可以說是非常的深入與完整，後勤 與兵力補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軍甚至擁有中國內地詳細與精確的地圖，但是華軍卻 有時連粗劣的地圖都沒有）。反觀中國陸軍部隊在戰場作戰時，最為缺乏的是攻堅的 重炮、反戰車（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輕重支援火力，此外中國軍隊的通訊與保密 均差，後勤、醫療（幾乎完全沒有醫療可言）與兵力補充系統，可以說是亂無章法。
在海軍而言，日本擁有完全自行設計與生產的世界一流的海軍武力， 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完整的艦隊，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軍艦， 海軍總噸位為一千四百萬噸。而中國只有能夠在內河與沿岸活動、小型、陳舊的 艦艇五七艘，五萬九千噸。因此以海軍的戰力而言，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是連正 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備，只能進行偷襲、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戰。
就空軍而言，日本擁有自己設計與生產的各式空軍飛機，其中屬於陸軍的航空 部隊有三十個聯隊，一二八個中隊，一四四三架戰機。屬於海軍的飛機共有七三 ○架，佈署在航空母艦上。而中國只有購買二手與拼裝的各國不同型的飛機 三○五架，分成三十二個中隊，更不要提中國的訓練與後勤支援，在系統、經費與 訓練上的複雜與落後了。
因此根據當時協助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估計，假如中日雙方一旦進行全面 戰爭，中國的海軍在一星期之內就失去戰力，中國的空軍可以支持一個多月， 中國的陸軍最多可以維持六個月，而中國的軍火後勤生產量，也最多能夠支持六個 月的戰爭耗損。[4] 最糟的是，中國主要的工業與軍火生產中心，只有點的分佈， 而且大都在日軍第一波攻擊距離之內。所以西方軍事專家的觀點看來， 日軍只要在會戰的戰場上，殲滅中國幾個精銳的集團軍， 再佔領以及摧毀中國的軍火工業生產地，中國實在就無法再打下去了。
從當時的國際局勢來說，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簽訂了軸心協定，至少在外交 上，有歐洲強國的呼應。雖然蘇聯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潛在敵人，日、美的關 係也存在著矛盾，但是在當時，國際社會是以綏靖主義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 以無視國聯的呼籲與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國 ，而不至於擔心自己受到外交與經濟的孤立。而在當時，除了蘇聯要利用國民 政府來消耗日本戰力，因此決定給予中國一些實質的戰爭後勤支援之外（還 是在國民政府容共之後才開始），德國是考慮到蔣介石剿共的政策， 以及防止蔣介石倒向蘇聯，因此是中國最大武器供應國（但是關鍵的三十個整 編師、全德式武器的交易，並未成功），並且允許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幫助蔣介石訓 練軍隊，擬定戰略，而美國、英國都只願意和中國進行一些武器的交易，並不願 意直接捲入中日之間的衝突。
除了這些國家不願與日本爆發戰爭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據國際戰略專家的分 析，中日之戰，日本將居於絕對的優勢，中日戰爭的時間單位將是以 月來計算，因此任何對華的實質軍事援助，在時間上都來不 及發揮功效，而只會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持這種論點的「專家」 之一，當然包括當時美國使館駐華武官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上校， 後來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當時西方國家的評估是， 中日全面戰爭一旦爆發，最快一個月，最慢六個月，中國就會失去一切的作戰能 力，而向日本無條件投降。因此「三月亡華」論， 並非日本強硬派軍方一廂情願的誇大說法而已，而是有科學分析、 實際數據來支持的專家共識。
20.3 中國民族主義所激發的潛能
不過，這些「科學」與「數量」的作戰能力對比，是沒有辦法了解中國民族主 義所產生的那種死裏求生的犧牲精神，中國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與侵略已經夠 多了；中國人有著寧願戰死，也不願屈服的共識與決心，雖然中國軍隊在訓練、 裝備與後勤方面，的確不是日軍的對手。但是中國軍民在維護國家民族生存與尊 嚴的自衛作戰中，所表現出來優秀的潛能，的確改變了許多戰前的預估， 中國能夠在日軍絕對優勢火力與戰力下，遭受到近乎無法計算的死傷與打擊， 卻竟然能夠堅忍不拔、支撐下去，甚至能多次反擊而讓日軍遭到重創， 因而的確一而再、再而三的改變日軍大本營對於侵華戰爭預估，以及讓西方軍事 專家感到震驚甚至是尊敬。中國能夠孤軍與日進行長達 四年又五個月的全面戰爭，讓日本無法解決中國事變，這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勝 利，當然也是中國人民數不盡的犧牲所換來的成果。
事實上，日本將盧溝橋事件擴大為華北事變之時，是絕對沒有想到，這會是 中日之間歷史大決戰的開始。當時日本的參謀本部堅決認為，日本的世仇大敵 絕對是蘇聯，而日蘇之間的歷史決戰隨時可能展開；其次是日、美之間的矛盾，也 開始升高到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因此日本應該儘量減少在華的軍事行動 ，但是為了擴大與蘇聯決戰的戰略縱深，日軍最多可以考慮攻佔中國的內蒙與華 北。就可立刻設法結束中國事變，而全力為與美、蘇的決戰準備。 但是來自陸軍省的看法是，日軍在華北，最多只要經過一場或是幾場主力決戰 ，它就可以迫使中國放棄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當時日本政 府的如意算盤如下：最好的情況是在日軍攻佔平津之後，中國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 平條件，讓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順勢攻佔內蒙，控制華北。 不然日軍可在黃河以北，捕捉並殲滅華軍的主力兵團，順帶攻佔內蒙古， 中國也必然屈服。最壞的打算是，主力仍在華北決戰，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擊長 江三角洲，拿下中國的工業、金融與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麼中國絕對會 投降的。但是日本絕對沒有想到，它就是封鎖了中國所有的海岸線， 又深入攻佔通往四川的外圍，中國仍然不放棄作戰的意志。
20.4 戰略上由中國主導全局
而在中國方面，若是從戰略準備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願因為盧溝橋事變的衝 突，而提前展開與日本的歷史決戰，但是在政治與民心而言，盧溝橋事變一旦被 日本擴大為華北事變之後，就已經突破了中國抗日最後關頭的底線，迫使中國不 得不就此進行全面抗戰了。
蔣介石深知中日之戰，原本是全球大戰的一部分，中國此時與日本作戰， 成為日蘇與日美之間的戰爭的序戰，所以擬定了非常悲壯的長期抗戰方針， 準備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這個空間就是中國人的領土與生命， 這個時間就是世界大戰的來臨。中國在做出重大犧牲之後， 將會成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戰而洗雪百年國恥， 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成為對全球最有貢獻的國家之一。
但是這種戰而不決，與敗而不降的戰略運用，必然是經歷屢戰屢敗的重大的損 失，以及嚴重的失敗與挫折。中國既不能在戰鬥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又不能 以完全犧牲的悲壯方式，在戰場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應付不斷的失敗， 仍設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繼續在一連串失敗中苦撐下去。要想堅持去執行這種屢敗屢 戰的戰略，可以說是對中國領袖之領導能力，以及民族決心最大的考驗了。
當時在中國的各路諸侯與人民，尚未對蔣介石領導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 蔣必須先硬碰硬地與日決戰，以重大的犧牲，打出民心士氣的支持，然後再 不斷地迴避決戰，讓日軍逐漸陷入中國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等到國際社會的大環境 發生變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後目標，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世界，那麼中國就可 以與全球反法西斯的國家聯合，對日本進行反攻了。
中日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中，在戰場上，日本幾乎是佔到戰術的絕對優勢， 在大多數的戰鬥之中，日軍都能以 寡擊眾、發揮凌厲的攻勢，因為日軍不但擁有素質佳與火力強的陸軍部隊，並且有海 空軍絕對優勢武器的支援（這是人類戰爭史上，首次大規模協同多軍種與武器的 立體作戰），日軍還隨時會使用國際社會禁止的化學武器攻擊華軍。同時以戰場 作戰的表現而言，日軍是相當的勇敢與殘忍，不過相對的也呆板與缺乏變化，日 軍在居於優勢與陷入絕望的玉碎表現，經常有超水準的演出。
雖然日本擁有戰術的絕對優勢，但是在戰略的層面，卻是中國在主導 全局，日本只是不斷在被迫跟進。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抗日的民族主義精神 ，華軍可以做到雖然不斷失敗，但是仍然不屈不撓的抵抗下去。結果造成日本欲進卻 無法最終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與意志，欲退又無法從中國戰場的空間自拔，日本 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與面臨國力耗竭的危機， 因此最終被迫孤注一擲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導致它最後戰敗亡國的下場。
20.5 中、日領導層面的評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帥」的日本最高軍政領導人，但是實際上， 政府的大政方針，卻是由有如「走馬燈式」的不同軍政勢力所支配，裕仁日 皇只是在外表上，擁有近乎神格的地位與權威，皇軍所有一切的作戰意志， 都是以效忠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為中心的。
不過裕仁並沒有真正指導國家與指揮軍隊雄才大略的天賦與能力（這和希特 勒、史達林直接指揮與掌控戰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動的處理來自 軍部、政府與元老、皇族之間的妥協意見，雖然裕仁對於軍部，特別是少壯派軍 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為，也感到震驚與不滿，但是基本上，在整個中日戰爭之 中，裕仁曾經是相當熱心支持日軍侵略與擴張的政策。
裕仁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對於日軍不斷侵略中國的輝煌戰績，表現 出相當的興奮與關心，他對於日本整個侵略決策的過程，並非是處在不知 情或是無可奈何的狀態，而是相當積極主動參與決策，偶爾也會有作戰的重點提示 。只是做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動提出政策方針，多半是接納屬下的共同意 見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戰略演變，基本上是操縱在擴大派的軍官手中，他們的侵略，煽 動了日本的民氣，可是他們始終被自己的短視眼光（「見木不見林」）所限制， 而一步步被中國所設計之戰略格局發展所左右。這是日本三千年歷史中唯一次的對 外大擴張，竟然沒有真正的遠大方略，也沒有真正的強勢領導核心，所有涉及 和、戰的根本大政方針，都在激進與猶豫交替的狀況下，做出無遠略、無持續性 的抉擇，最後當然只有落得慘敗的下場了。
而在中國方面，當時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落後狀態，並無 一套支持現代化戰爭運作的制度存在，來完成這個全民族歷史生死存亡的大決戰 。中國從大本營的指揮系統，到補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剛在草創與適應的階段， 更別提支持戰爭最為重要的工業與軍需生產力的落後了。
不過在領導的運作上，中國卻有蔣介石做為抗日的領導中心與權威。因為縱使 到了全面抗戰的時刻，中國所有的軍政力量，仍然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也沒有 妥善劃一的制度，只有蔣介石成為團結抗日運作的中心，協調一切內外的勢力， 製訂各種應對的策略，可以說他也是邊學邊用邊調整。因此在分析中國抗戰史之時， 就很難以一般的方法來看這場跨越時代的中日歷史決戰，本質上，日本是站在已 經現代化社會的階段，但是中國才剛剛準備開始現代化而已，兩個對決的國 家，完全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之下。
從領導的層面分析，假如當時沒有蔣介石的領導， 中國幾乎就沒有辦法進行有組織的長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淪為游擊與流亡政府， 這樣中國就不可能爭取到領土全面的光復，以及聯合國四強的地位 （當時國際強權曾計畫，將東北四省以及台灣列為「國際託管地」）。 在沒有完整制度的運作之下，蔣介石個人的優缺點，以及中國當時的實際國情， 都造成抗日戰爭歷史的複雜性。蔣介石做為抗日戰爭的關鍵領導人物， 其主要的歷史地位，並非單純指揮前線的軍事作戰（有如大戰時的英、美、蘇以及德、 日等國的將領們一樣），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要設法領導這個國家認同尚未完全建立、 現代化生產與社會結構尚未奠定基礎的中國，單獨地對抗已整軍經武， 蓄意侵略中國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日本強權。
根據歷史的事實顯示，蔣介石至少在個人方面，是一位相當有膽量的軍人，他 曾經多次親身前往戰事非常激烈的戰場視察，幾度遭到近乎喪失生命的近身 攻擊，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曾對於個人生命的安危，而顯露出任何猶疑與畏怯。 在掌握整個戰爭的最高戰略原則上，蔣介石也能大體的不失原則。至於在一些重 要戰場的指揮上，蔣並非傑出的指揮官，他最大的問題就是經常「直接」干預前 線戰場部隊調動的問題，蔣介石也缺乏歷史上名將所擁有的特殊軍事直覺與指揮 的天分，所以少有驚人的戰場軍事才華表現。當然有些軍事佈局的考量，往往是 要受限於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以及全盤政略的考慮，因此不能做出純粹在軍事 上最佳的選擇（尤其在中國抗日戰爭更是如此）。
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戰，是要面臨比軍事戰鬥還要複雜的各種歷史與制度問題 ，雖然蔣介石的最為重要職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職責 ，並非是軍事上的指揮工作，而是總合一切的力量，進行對日的抗戰，蔣介石一 度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農民銀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學 校長。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事制度，蔣介石所統 帥的是一支還在發展與適應中的拼裝部隊，這支在觀念上，屬於幾個世代混雜的 部隊，沒有共同的後勤系統與互通的訓練基礎，各個部隊的領導人有著極其複雜 的背景與不同的動機，他們還無法建立真正互信與一致的指揮系統，而後勤補 給又是如此的不足與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運作。 從蔣介石對前線部隊所下達「命令」的形式與內容來看，除了是對中央軍（因為都是 他的軍校學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議」與「情商」的內容與語氣，而命令 的結果，對於雄霸一方的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參考辦理」而已。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與日軍對抗時，一些指揮與戰略 佈局的錯誤，他最大的失誤，應該是來自無法應付盟國的壓力，而非敵人日本的 攻擊。從盟國要求組織中國戰區開始，蔣介石就陷在一連串決策錯誤的危機之 中，「盟國」蘇聯硬是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英國又一再的延後打通緬甸的通路 ，造成中國根本無法得到盟國的援助，而面對戰力全面耗竭的危機。
加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力的破 壞，簡直比任何對華作戰的日軍指揮官還要嚴重。史迪威對中國戰區 的惡意中傷，造成盟國低估中國的戰略地位，減少對中國戰區急需之戰力的援助， 史氏又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後來更造成中日最後決戰時 （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作戰資源之嚴重誤置，結果是中國幾乎全面的慘敗， 盟國也就順理成章地陰謀出賣了中國應有的權益。
在這場歷史決戰之中，日本的戰略指導原則，從速戰速決，演變為以戰養戰， 最後企圖以擊敗中國做為決戰的籌碼，當然都有其設想的觀點，但是日本自始至 終所犯的錯誤是，過度的低估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項戰略實施 之時，都沒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時還要留一手以防美蘇的插手，結果 日軍每次的戰略行動，也就都沒有達成其原先的設想。反觀中國方面的戰略佈局 ，從血戰犧牲以建立抗日決心，從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忍，從委屈求全爭取盟 國的合作，前兩個掌握得相當適當，只有最後一項是錯估了盟國的立場，因此 使得中國對日抗戰，最後落得一個被盟國出賣的「慘勝」下場。
平心而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在正面的戰場作戰中，除了少數幾場 的防禦作戰的勝利之外（但是有幾場勝利對整個中日戰爭卻產生了戰略關鍵性 的影響），中國幾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說是屢敗屢戰（當然也是屢戰屢敗）， 但是中國能夠在經歷近乎全敗的挫折之下，仍然堅持的打下去 ，這種民族的毅力，可以說是曠古罕見的；而日軍雖然多數都能取得戰場的勝利 ，但是卻一直拿不出全力結束中國作戰的決斷，在和、戰之間，徘徊掙扎，最終 將戰力消耗殆盡，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沒有成為決定歷史的大國格局。而就戰略 的層次而論，則是中國的持久戰略取得全盤的優勢，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 一直被中國拖著而成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歷史上戰爭勝敗的主導關鍵，是在於政略與戰略的高下。只有在戰略上，能夠 主動與支配整個戰局，才會導至最終的戰爭勝利，而在戰場上的一些勝負表現， 實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 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 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 槍，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20.6 參考資料
劉鳳翰的《抗日史論集》與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 有更為詳細的兵力資料與分析。
附註：
[1] 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 又實際控制了根本是中國領土的釣魚臺島嶼。[2] 蘇聯對中國的侵略， 還是經由兩個自詡為世界上最民主、最先進的國家秘密同意與授權的。
[3] 日本軍方的對華作戰計劃， 就是採取八比一的中、日軍隊數量比率，進行規劃的。
[4] 在決定全面抗戰之前， 蔣介石曾經實在地告訴胡適，中國若全面抗戰，後勤生產最多可以支撐六個月的作戰消耗。